2025年12月1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向圆明园移交了323件（套）出土文物，这批文物主要来自园内西部32座桥涵的考古发掘。 游客常提起的是西洋楼的大水法，可园内道路如何相接，水流怎样通过桥洞，建筑下面铺着什么，单凭那些石柱无法回答。 更大的发现其实早已公布：到2017年6月14日，圆明园自1996年起经过多轮考古，累计出土文物超过5万件（片），而已经发掘的遗址面积只有约5万平方米。 园区陆地面积有240多万平方米，这意味着考古发掘仅触及其中一小部分，剩下的区域还需要长期调查与保护。 这组数字让人重新认识了那场大火之后的圆明园，地面上的宫苑确实遭到重创，留在地下的历史材料却远未清理完毕。 圆明园被毁150年后，专家着手修复受损文物，早已开展的考古也继续深入，最终让五万余件（片）遗存进入公众视野。 昔日劫火摧宫苑，地下遗存补史书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大批珍贵收藏遭到劫掠，许多建筑随后失去了原有面貌。 圆明园又不只是几栋宫殿，它由圆明园、长春园和绮春园组成，园内分布着殿堂、藏书楼、桥梁、水渠以及供日常使用的院落。 木构架在火灾中容易损坏，埋在土里的石基、砖瓦和各式器物却可能保存下来，至于保存了多少，得靠一次次勘探来确认。 2010年3月25日，距离圆明园罹难150周年还有数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圆明园管理处共同启动受损文物修复公益项目，计划处理150件遗址文物。 这批文物涉及瓷器、玉器、佛像、石刻和琉璃，其中不少来自此前多年的遗址清理和考古发掘，并不是新近从同一个地点集中发现的。 当时圆明园管理处公布的资料提到，已出土的残损瓷片有三万多片，其中具备修复可能的器物只有近百件。 从三万多片残瓷中寻找能重新组合的部分，不是把颜色相近的碎片随意粘在一起，器物的胎质、釉色、纹饰和断口都必须互相吻合。 石刻需要清洗、脱盐、加固，铜质佛像需要除垢和保护处理，不同材质采用不同方法，修复前还要建立三维影像档案。 修复到哪一步都得留下记录，因为过度补配虽然能让器物显得完整，却可能遮住它原有的裂痕、制作痕迹和受损信息。 如果只盯着把园子重新盖起来，这些工作很容易被忽略，但专家面对的首要问题恰恰是旧物还能留下多少可靠信息。 随后几年，考古范围从宫门和殿堂逐渐扩展到其他景区，清理过的砖石、瓦件与碎瓷都按出土地点登记。 同一片地里常会有不同时期留下的建筑痕迹，图纸画的是一个时期，地下却可能留下几次改建的结果，稍不留心就会把前后的关系弄错。 多年积累的遗物逐渐被分门别类地登记，五万余件（片）的数字也终于有了公开统计。 碎瓷能辨宫中事，旧基可见匠人功 201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圆明园首次集中展出二十余年的考古发现，展厅中有106件出土文物，种类从铜器、玉器到琉璃和建筑构件。 其中一件铜鎏金象首，出土地点是大宫门前的河道，考古人员在此前的清理中发现了它。 它不是海晏堂十二生肖兽首中的一尊，研究人员结合器物结构判断，它更可能是某件陈设器物的一部分，至于原有器身如何，现存材料还不能完全复原。 正因如此，出土位置比金色的外观更重要，它为研究皇家建筑内的陈设，以及遗物流散的过程，增加了一条实物线索。 西洋楼养雀笼遗址也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一件黄釉琉璃构件上留有“孔雀牌楼”四字，帮助研究人员确认了过去难以判定的建筑名称。 一块不起眼的建筑构件，说明的事情不一定比精美摆设少，关键要看它能回答什么历史问题。 2017年8月4日，北京市文物局公布如园遗址第二期考古成果，工作人员在约2000平方米的发掘区域内发现延清堂、含碧楼等建筑遗址，也找到御笔石刻、金砖、粉彩瓷砖等上千件文物。 这批遗存支持了嘉庆时期重修如园的历史记载，也让院落与水岸、道路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 旧文献能够告诉后人如园曾经改建，却很难把每个亭子的准确位置标到现存地面上，地基与石刻合在一起，判断就比单看记载更稳妥。 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在澹泊宁静，那里保存的不是珠宝堆，而是一座布局特殊的田字形建筑基础。 2022年11月4日，圆明园管理处公布经过连续三年发掘后的成果，“田字房”共有33间，台基夯土分为九层，地钉密集分布在基础下面。 工匠使用地钉来加固基础，院内又安排排水设施，这些具体做法说明当时的造园工艺并非只顾建筑外形。 研究人员还在建筑北侧发现稻田田埂，南侧田埂可以辨认出两次修整痕迹，植物考古结果中也识别出了水稻植硅石。 有了田埂和水稻的微观遗存，皇家农业活动就不再只是园林图画中的一块田，还能够从种植区域和设施安排上继续研究。 看圆明园，如果只看那些残留的大石柱，就会错过这样一整套关于建筑施工、用水和农事的资料。 2024年9月30日，北京市文物局介绍文源阁遗址公众考古开放活动，这处曾用于收藏《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楼，也成为公众认识园林文化功能的一个入口。 文源阁